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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苏轼初仕凤翔的思想和政绩

苏轼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即从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到宋关宗治平元年(1064),初人仕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这正是苏轼风华正茂,春风得意之时。三次科场角逐,连连夺魁,二十五篇《策问》,轰动朝庭,一篇《御试制科策》,洋洋六千言,在崇政殿对答如流。仁宗回宫后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这两人就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以相才出任凤翔签判,年轻有为,积极进取,锐意改革,消除蔽政。在勤政爱民的思想指导下,作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凤翔人民至今怀念苏轼,建了苏公祠,雕塑了苏轼像。本文着重就苏轼任凤翔签判三年的思想和政绩作以论述。

苏拭二十六岁时,经欧阳修推带`以才识兼茂参加了皇帝秘阁制科御试,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人三等”。自宋建国以来,制科“入三等”的只有昊育(后来过宰相)和苏轼两人。苏轼在应制科考试前,曾上二十五篇《进策》和《王者不制夷狄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策略文章,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长及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土地、财政、政治、军事、吏治等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

在唐末,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了藩镇割据,国家深受其害。宋代力矫其蔽,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地方长官,严加考核节制,通常任职三年,时常轮换。州府皆设付长官,大都是朝庭的特派人员。没有他们的签名连署,公文奏议都不能生效。由此可见,苏轼虽在凤翔任签判,但职位不低,职权不小,因为他可以对地方长官实行监督,上奏朝庭。他还兼掌“五曹”文书,协助知府审察,汇总和签署五曹的公文薄记。苏轼在凤翔任职,上有欧阳修、韩琦、富弼这些元老重臣的的垂青和关注,他们对苏轼`皆以国士待之,;下有凤翔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凤翔的府吏和百姓,对苏轼皆以“苏贤良”呼之。

从人生观方面来说,苏轼一开始就受到道家消极无为思想的影响,并不愿意踏人仕途。对是否应举一事,他曾作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愿受统治阶级的驱使以及各种清律戒规的束缚。这种不愿人仕的J思想曾在苏轼内心反复出现过,然而一方面是父亲苏询给他施加了压力,创造了条件,让他走科举之路,步人官场卜另一方面,苏轼毕竟是由正统儒家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他的母亲程夫人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常以封建的名节观念和个人主义的进取心来激励少年苏轼。

苏轼在凤翔期间,道家的出世思想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同时在他身上存在着。在同一首《姚氏山亭》诗中,既表现了道家的出世思想,“爱此山中人”•,’`平生纂独往”,又表现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国氰久未报,念此惭且毗”。苏轼一方面要二.`身许国”报答“国恩”,另一方面,却又说:“何年谢曹缓,丹砂留迅唇”。凤翔阶较的苏软,隐隐约约地已经打上了道家的“功成,名逐,身退”的思想烙印。儒与怠在他的恩想中混合着,即参加科举时拚命想作官,作了官之后尽量有所建树,然后明管保乐功成身退。这种处世方略,在封建时代的士代夫阶层中,可以说带有普遍性,」苏轼也东例外。他在《游南溪》诗中写道:“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这里道象锄成身退”的J思想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凤翔时期,老庄恩想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例子是陈太宗命他撰写的那篇《凌虚台记》,他在这篇别开生面的台记中,洋洋洒洒地发了一通令人深思的宏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田野,霜露之所蒙骆,狐馗之所窜伏、方时是,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成为荒草田野,昏不可知也”苏轼在此揭示了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指出事物都向它相反的方向变去。这一点正符合老子所讲的朴素的辩证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在老子看来,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苏轼也用老子的转化的观点看问题。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后来他在《`前赤壁赋》中也讲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分我皆无尽也”。废兴成毁,不是一成不变的。成功可以导致失败,失败可以变为成功,兴旺可以导致灭亡,但毁灭之后又可以得到复苏。总而言之,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既然有兴盛就有衰败,那么陈太守利用职权所建的那座危乎高哉的凌虚台,说不尽什么时候会轰然一声倒塌掉,又变成荒草田野。苏轼认为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如此,权权势富贵又何尝不如此呢?这段议论,并非宿命之论,亦非因果报应,而是充满着老庄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的事物废兴成毁相互转化之例为古往今来司空见惯之事。另一个例子就是《喜雨亭记》的末段,苏轼也大发了一通议论:“一雨三日,伊谁之功?民日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否,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这里显然渗透着老庄不可知论的哲学。他在《秋水篇》中说:“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下雨为自然现象,为各种因素所致,但太守,天子,造物,太空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贪天之功为已有。苏轼早就对《庄子》一书的思想内容和哲学观点领略了茵中三味。他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由此观之,苏轼在凤翔为官期间,老庄的道家思想像幽灵似的不断地在他的头脑中起伏荡漾着。

关于佛家思想,苏轼虽然年才晚到对佛理有很深的造诣,但在凤翔时,只是他学习佛学的启蒙阶段

佛道思想在青年苏轼身上必竟居于次要地位。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自我表白道:“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读书为了应举、应举为了作官,说得冠冕堂皇一点,作官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忠君爱国,勤政爱民。苏轼在嘉枯六年的《谢制科启》中写道:“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敢以徽躯,自今为许国之始”。“幼承父兄之余训,教以修已而治人,专为朝庭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位卑力薄,自许过深……。追寻策问之微意,实皆安危之大端”。

这里的“廉而慎”,“修已而治人”,“挺身而许国”,都属于儒家的积极的人世思想。在凤翔三年,由于忠君爱国,勤政爱民心切,苏轼身上的儒家的积极人世思想终于战胜了道家和佛家的消极的清静无为万物皆空的出世思想。

年轻有为的苏轼既已步人官场,就要在仕途中大显身手,作一番事业。

据《颖滨语录》记载,苏轼在授福昌县主管之后,曾向伯父苏涣请教为官之道。苏换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在苏轼家族.中人宦较早,官至提点刑狱等职,他告诉苏轼为政之方:“如汝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一得一论题时,既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时人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侯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苏轼将二伯父的话奉为金科玉律,视为“家法”终生主张稳札稳打,循序渐进,反对冒进,反对极端。苏轼的父亲也害怕几子锋芒毕露,早在《名二子说》中就惊告于他:“轼乎,吾惧妆之不外饰也I”并叮嘱儿媳王弗要提醒苏轼,王弗也经常劝导丈夫要警惕那些“首鼠两端”之人,夸夸其谈之人,过于亲热之人。

在以身许国的思想支配之下,苏轼刚到风翔,就立即给宰相韩琦上了《凤翔到任谢执政启》表明自己要忠于职守。“伏自到任以来,日夜历精,虽无过人,遮几无过”。苏轼在凤翔三年,反对因循守旧、主张涤荡振刷”,力求革新弊政。他在凤翔写的《思治论》以及前所写二十五篇《进策》,就是他改革时弊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他在《进策》中探索了吏制改革问题,缓和阶级矛盾J句题,增加财政收人间题。巩固边防,加强战备间题。苏轼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提出的这些革新措施,其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王安石《上任宗皇帝言事书》的内容。

苏轼既然提出了改革时蔽的具体方案,那么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就要身体力行,其休实践。他在凤翔任三年签判期间所取得的那些勤政爱民、兴利除弊的政绩,就是实践他的改革方案的具体结果。他初人仕途的政绩,归纳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改革衙前之役,减轻人民负担

苏轼刚一上台,就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了“民所最畏者”的衙前之役。所谓“衙前役”是宋代的一种差役,其职责是代替官府保管财物,押送纲运,看管府库粮仓并负责赔尝损失的一种极为残酷的谣役。凤翔位于关中西府,每年要砍南山之木,编为木筏。装满货运,从渭水人黄河,经三门峡天险,运到开封京城。如遇风浪、盗贼、物品丢失霉烂,押运衙前役的差户,就要负责赔偿。致使大多数差户倾家荡产,家破人它。这是苏轼目不忍视,耳不忍闻,一发现就深感“救之无术,坐一自惭”。经过调查,他认为官府规定在汛期抢送纲运,当然会造成危险“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是他就大胆地修改了衙规,新规定凡担负衙前役的人,可以“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己挑选老练的水工,自己确定安全的时间。这样以来,“衙前之害”减少了一半。作为地方官,苏轼看到了老百姓受苦受难,看到了统治者不断加给老百姓的名种繁重的淫役,心里非常不安。嘉枯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驾崩,宰相韩琦为山陵使,负责修墓之事,命苏轼将凤翔一带贵重木材,日夜兼程,送往陵地。苏轼惶恐不安地在《溪堂读书》一诗书中写道:

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塑,民劳吏宜羞。中间催旱全荐,欲学唤雨鸿。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蓄堰犷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逞求。

一个爱民如子的官员,看到老百姓不堪负重,深感羞愧。加之天干水涸、役夫们忍饥挨峨,挥汗如雨,步履艰难:“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面对此情此景,作为执行王命的苏轼,连饭也吃不下去,这充分说明,在苏轼身上“民为贵,君为轻,社樱次之的儒家民本思想体现得非常突出。当“忠君”思想和“爱民”J思想发生了矛盾的时候,苏轼首先还是同情人民的。关心人民、爱护民力对封建社会的一名官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民劳吏应羞”应该是一切官吏的座右铭,到今天,仍有借鉴之处。

(二)以官榷与民,为百姓争利

宋朝建国之初,制定了商税条例。在全国各府县设立主管税收的机构。名日:场、务、凤翔至今还有些乡村名字保留有“务”字,大约是古代税收的场所。如石落务等。宋初为了保证税收,国家对酒、茶、盐、木、矾等物品一律实行统购包销政策。实行“官卖”或叫做“官榷”。、“榷”;是专利;专卖的意思。不准私人经营贩卖。这种“官榷”,只准官方专卖,这是北宋王朝重要的财政收人之一。宋太宗时一年税收约四百万贯,到仁宗庆历时,每年已增加到二千万贯。

苏轼在《策别》中对“官榷”和“商税”早就不满。他批评朝廷说:“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监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裹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苏轼明确主张,要把“官榷”即官卖“尽以予民”,由官卖转给民卖,国家虽然暂时会损失二万贯专卖之利,但是让利于民之后,调动了坐贾和行商的积极性。国家还可以通过场务机构,征收各种税率,仍可以收回二万多贯。这就叫“失之于酒课,偿之于酒络”。这样改革的结果,经济搞活了,不但官方财政增加了收人,而且百姓和商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生产水平提高了,出售量加大了、税收增加了,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实际上,这是苏轼在凤翔这个局部地区实行的富国利民的一项改革。苏轼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分析到:“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国民日困,官日贫”。他得出结论:“此从来不革之过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应进行整顿、进行改革。不能“随款而柱,随坏而补”。他说,西秦人民在宝元以前非常富强,以致使“耕于野者,不愿为公矣。属于名家者,多于府库也”。但经过元昊之变,冰消火燎,不存三四。现在的富民,比不上以前的“仆隶”,现在有积蓄的人,比不上以前的“残弃”。如不奋发图强,改革时蔽,就会导致国贪民弱,今不如昔,一旦有战事,国库不支,人民屠弱。就会出现“战而无食则北(败北)守而无财则散”的结局,可见苏轼是力主改革北宋长期以来积弱积贪的先躯者。

(三)维护政府法令,坚决免除积欠

苏轼任凤翔府签荆时,曾掌管过理欠(欠款),为了完成摧粮摧款摧税的任务,经常带领衙役,鞭答积欠百姓,但收回的欠粮欠款欠税的数目却极少极少。苏轼终于发现积欠者都有许多悲渗的遭遇,“其间有甚觉悲者”。虽然当时凤翔府有许多百姓因各种原因拖欠官府的债务而被关押,但其冤假错案甚多。比如押运竹木,不幸被洪水冲走了,按政策要赔,保管粮食布帛发霉了,要规定要赔,但谁能赔得起,朝廷明知这些人狱者是无辜的,并无油水可榨,只好下令赦免。但府县的贪官污吏却想借此敲诈勒索。有钱行赂的则可赦免,无钱行赂的则照样押关。根本不执行朝廷的赦令。苏轼在《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说“今诏书俱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忧可忍耶?”苏轼对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恶劣现象十分气愤,上书主管部门,要求“自今荀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以便是这些欠债之人“皆得归”一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过一下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主张放欠,一方面是为了同情无辜的老百姓,另一方面是为了斩断贪官污吏的一条收受贿赂的财路,这一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四)反对土地兼并,抑制权豪势要

宋代土地并兼颇为厉害,有权势者往往用强制的手段强卖民田,甚至强占公田,据为已有,形成地主庄院,并在庄院上建造豪华的住宅、花院以供淫乐。仁宗时,下令州军专官可占田十顷,道观佛院可赐田十顷五顷不等。这样以来,土地越来越集中,人民越来越贫困。苏轼借写《李氏园》一诗惩古讽今,表示了对官僚地主不顾人农死活大肆兼并土地的深恶痛绝。在凤翔城北有一座唐代节度使李茂贞的庄园。宋代已归王氏所有。其宏杰瑰丽,富丽堂皇,占地面积之大不仅西府少见、即是全关中也独一无二,“不惟此地少,意恐关中独”。苏轼描绘了李氏园的豪华之后,极为沉痛地揭露道“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雍城边上那郁郁葱葱的李氏园是建筑在“夺民田”,“破千家”的基础之上的。苏轼曾经提出过安万民,均户口,较赋税的主张。他说:“自两税之兴,因地之广狭膺胰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其初盖均也……,是故贪者胃田则赋轻,而富者加地则役重”。苏轼认为以前的这种作法比较合理“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并所以破兼并之门,而塞侥嘻之源也”。苏轼在这里着重强调了“破兼并”的问题。看来苏轼反对土地兼并的思想是一贯的。

(五)为民祈雨,兴修水利

苏轼在凤翔作宫期间,自然灾害一直比较严重。久旱不雨,凤翔人民优心如焚。作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他能优民之优,急民之急。在当时,老百姓还是靠天吃饭的。是否风调雨顺,将决定收成的丰歉,天雨直接关系着人民的温饱,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治乱。为此,苏轼不辞劳苦,先后去宝鸡县蟠溪,去眉县太白山,在凤翔真兴寺阁为民祈雨。他在《祷雨蟠溪祝文》中写到:秋季到了,人们眼巴巴地盼望下雨,谷穗要雨才能饱满,豆荚要雨才能长好,田野里还有空地,家中还有闲散劳力,都等着天雨耕地。如果三日不雨,则穗者不实矣”,五日不雨,则荚者不秀矣”,“七日不雨,则余士不耕,闲民不种矣”。长期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旦起”。苏轼同老百姓一样,期望着普降瑞雨,解民之危。他在《溪堂读书》一诗中对子由说“中间惟旱噢,欲学唤雨鸿”。又在《至蟠溪未明》一诗中写到:“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我来秋日午,旱久不床很。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憩翠绿亭》。正因为苏轼盼雨心切,渴望除旱象,减轻人民痛苦。因此,一旦久旱逢雨,他就欣喜若狂。喜悦之情溢之言表了。

苏轼到凤翔第二年,始建官舍,并在公堂之北建了一个亭子。“凿池其南,弓}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但这年春天,久旱未雨`民方以为优”,到了三月才下了一场小雨,“民以为未足”,接着一连下了三天大雨,于是凤翔人民欣喜若狂:“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忙(欢)于野,优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为了庆贺天雨之功,苏轼特意将亭命为`喜雨亭护。、一井说“亭以雨名,志喜也”。杜甫说:“好雨知时节”。’农谚去:“春雨贵似油,。苏轼和杜甫一样,都与民休戚与供,同样关心天雨。他说,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木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俗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织”,“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伟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也?”苏轼由修亭想到优旱,从优旱讲到喜雨,抒发了一通民优官优,民喜官民的思想感情,这对封建社会的一名官员来说,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苏轼在凤翔期间,除过为民祷雨之外,还积极协助知府陈希亮凿池种树,修旋东湖。在嘉枯七年秋收之后,他于政务之暇,倡导官民,相度地形。借古饮风池扩大疏浚,引凤凰泉水流往于湖。为了实践他倡导的厚农桑之策,苏轼决心要把东湖变为利民惠民之肢塘,养鱼灌田,植花种木,做到“旱则蓄之,捞则排之”。苏轼组织民工,挖泥砌湖,加固堤岸,其目的想造福人民,沾灌后世。他已作到了为官一场,利民一方。

(六)减决囚犯,执法如山

宋仁宗嘉枯七年二月,皇帝下了诏令,要求郡吏分赴属县减决囚禁,苏轼刚上任三月,就被派往凤翔府管属的眉县、唬县、、周至、宝鸡四县执行王命,释放犯人。苏轼于二月十三日受命出府,。到十九日就刀硕利鸽完成了任务。当时诏书要求各受灾地区,派员检察,赦放各地因水旱灾而交不起赋税的狱中的无辜的穷困百姓。苏轼每到一县,查阅案卷,调查研究,迅速地弄清楚了所谓囚犯人狱的原因。当即释放了该放的“罪犯”。他不循私情,排除千优,执法如山。七天跑了四个县。“郡县传明诏”,“王命释俘囚”。’拖解救了囚犯,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苏轼干练的办完公事之后,顺路朝渴了终南山下的许多名胜古迹,他寻访了太平宫、南溪堂、楼观台、大秦寺、延生观、仙游谭等,并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写了五百言诗,寄给了子由。苏轼所任的大理行事就是曰一朝庭掌管刑抵之官。•这次减决囚犯,也是他对狱律的一次实践活动。苏轼明断千练,执,法如山,’实为一个良吏。

总之,苏轼签判凤翔三年,改革了衙前役,把官家专卖权转让给人民,免除了拖欠几的债务,反对土地兼并,为民祈雨,修俊东湖,减决囚禁等,’都是为了兴利除弊,都是进行了局部的温和的改革。表现了他勤政爱民的思想,也显露了他的政治才华。他不只是给凤翔人民日廉价的同情和空言的爱抚,而是用实际行动给百姓办了实事好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了实利实惠。所以对苏轼初仕凤翔三年的思想和政绩应给较高的评价而予以肯定。